由高晓松策划、多个平台共同发起、集结了数百位演艺界、体育界大咖的“相信未来（义演）”近期获得了极大的关注。虽说是场有些迟到的演出，但因为难得一见的义演形式和众多明星共同出场的阵容，还是获得了不少的好口碑。但我从未想到这场优秀的的公益义演，牵扯到了侵权的问题。

　　5月5号晚10点17分，朋友在微信群中告知，在“相信未来义演第二场”看到了我的照片，并询问我是否知情。当时还有点懵，为什么一场演出会用到我的图？在询问编辑后，我才确定整个视频从35分51秒起，在凤凰网《在人间》编辑和我本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连续截取了我所拍摄的《疫情下的北京》组图中的8幅作品，填上了歌词，充当了郝云《回到那一天》视频中的音画插图。

　　接下来的事就有些魔性了。截图发到朋友圈后，大家的反应各不相同，有人说拍摄的内容被外界认可是好事，应该高兴；有人说这是行业常态，默认标注出处就好；有人劝我不要生气，总算是做公益也是有意义的事。当然圈内的很多朋友支持我维权，认为这的确是一件侵权的事情。我个人呢，五味杂陈。琢磨了两天，觉得有些东西还要写出来，大家看一看讨论一下。说维权普法也好，说蹭热度也罢，就事说事我觉得都是不矛盾的。

　　商业性使用并不是侵犯著作权的条件。所以，在侵权构成的认定上，无需考虑对方是否商业性使用这样的一个问题。“相信未来义演”构成的侵权事实具体在于，在没有经过授权的条件下，以裁剪方式抹除水印、截取组图内容片段、去除图片本来的文字说明，破坏了原作品完整性。没有署名图片作者和作品名称。仅仅在图片最下方标注“图片素材来源于公众号在人间living”，侵犯了作者的著作权人身权，即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22条第9款提到：免费表演已经发表的作品，该表演未向公众收取费用，也未向表演者支付报酬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依照本法享有的其他权利。

　　可能这条内容会成为绝大多数“公益行为”擅自、随意使用他人作品的有力依据。但是，目前司法实践中认为公益表演并不是对文字、图片等著作权的限制。公益表演不经许可能够正常的使用这一条免责条款，不能适用于对文字作品、图片作品的侵犯权利的行为免责。

　　在“相信未来义演”视频中，采用了很多标有“新华社、中新网来源”的图片作为插图。这些歌手的视频内容，现在已经被拆条分割成很多单曲，在各大网络站点平台上点击和传播。在图片的左下方，仅仅标记着“图片素材来源于XXX”的一行小字，并未提及作者署名、作品名称等信息。如果不注意会被完全忽略掉。没有创作者知情和授权，那么涉及被侵权的，是圈内的众多摄影师。

　　如果说音乐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可以疗愈大众，为抗击疫情、鼓舞人心带来温柔且有力的能量，那么这些摄影作品又何尝不是。但制作方却似乎并不这么认为，因为这些图片的作者，大都不清楚自己的图片被擅自拿来填充其他视频。然而每一位参加的创作者和歌手，却一定是受组织方邀请、专门准备，用心创作义演内容的。如果说征求摄影师的意见成为一件可以完全以一行标有来源的小字所代替的程序，可以不告知作者、不备注作品名称和摄影师的署名，那么这次义演将成为纵容此类侵权问题的典型代表事件，著作权的保护也会成为一些活动、演出可忽略的执行成本。而中国纪实影像工作者的工作成果，也将被打着公益旗号的行为持续绑架。

　　当然，如果那天没有人说这事，可能这件事和类似的侵犯权利的行为，仍然不为人所知。我们现在的版权意识真的很差。而公益行为下的某种集体情绪，又很容易偏向侵权者一方。如果这是一场足以公正、合法、公益的活动，那么它应该更严谨、关于内容版权部分的细节应该做到更好。从4月20日发起，到5月5日第二场的线上播放，期间应该是有足够的时间，去争取做好这方面细节的。

　　作品被大家看到和认可是作者的荣幸，我个人也并不反对将图片用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但是，不能以目的的正当性，绑架行为的合法性。不能用结构的宏观概念，淹没执行的细节问题。

　　《在人间 疫情下的北京》是从今年2月份回京后开始拍摄，持续至今的纪实组图。2月初我回到北京，发现以前只有过年才会冷冷清清的首都，依然“空城”。冬季的街道边，空无一人。夜晚的大街上，只有昏黄的灯光和匆匆路过、为数不多的车辆。14天隔离期后，忙完手头的稿子，我开始走出房门。尽管没选奔赴一线，但在北京的街道和日常生活里，仍旧能做“一个摄影师应该做的事”。

　　拍摄这组图有阶段性的。起初主要是因为北京2月的寒冷和寂清的大街。3月份，一夜花开，长期的死气和压抑中，草木得以释放生命力，让人惊喜。看到戴着口罩的人扬起脖颈，拍摄花朵，渴望美好与被束缚的现实构成了新的冲突感。回暖后，人们仍然向往着阳光和草地，走到了公园里。再到后面，疫情之势演变成全球问题，一场持久战将民众生活带入了长期的“抗疫状态”。人们已经习惯戴口罩，出现在生活的各个角落里。大家的社交生活也受到了影响，不再去影院看片子，不再去KTV唱歌，不再去酒场子买醉。疫情改变了我们，塑造出连雾霾都没有塑造成功的生活习惯。

　　想拍到一些好的东西，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2月20日自我隔离期满后，几乎每天都要出去扫街。拍摄是件严肃的事情，必须是一个人并且尽可能放慢节奏才行。北京的风大，随身背的酒精在手上喷多了，会长出成片的皴子。有时候像傻子一样呆在一个地方，等一个小时也未必能拍到一张理想的图片。在近三个月的拍摄整理后，我挑出了部分图片陆续在《在人间》和《野录PHOTO》两个平台发表使用。

　　这几年纪实摄影平台大幅度缩水。纸媒视觉部门解散或缩减、网络站点平台慢慢的变少，很多摄影师朋友都转行去做了公关、商业摄影，或与原摄影工作岗位相关的其他职业。为数不多的几位朋友还在坚持做报道类图文故事，但迫于逐渐缩小的生存空间，他们得兼顾视频拍摄、甚至不得已徘徊在报道影像和商业摄影的夹缝中。我们常常坐在一起聊生活、谈工作，但不知道是行业的原因，还是因为年龄产生的生活上的压力，总觉得这一行现在真的很不容易。

　　摄影师的图片被篡改和随意使用，慢慢的变成了常态，在信息洪流里，谈论版权问题也似乎有点可笑。但总得有人站出来说这些事。我们习惯于站队，孤注一掷地维护自己认定的对与错，却已经不大容易跳出来看事件本身拥有的不足和进步空间。好的图片能得到更广平台的传播和更多人的认可无可厚非，但摄影师群体的劳动被长期漠视，成果被随意窃取，大众版权意识也确实亟待提高。一条尽可能减少侵权的恶链条，需要每一个人长期、实际的努力。